20世紀60～70年代，為了緩解國內制造業的過剩產能，日本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投資，采取了以比較優勢為基礎、順貿易偏向的投資戰略，通過有比較劣勢產業部門漸次外移。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，受日元升值的影響，日本國內傳統制造業企業加快對亞洲“四小龍”（韓國、中國臺灣、中國香港和新加坡）、東亞和中國等國家和地區的海外投資，向海外轉移過剩產能。在此過程中，日本不僅形成了母國與投資國之間垂直分工，帶動本國技術和設備出口，而且通過大規模的海外投資，使其制造業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，轉向了具有高附加值生產率的金屬工業、化學與機械工業，即形成了以重化學工業為核心的制造業結構，形成了制造業拉動的雙引擎。

毫無疑問，當前中國調整制造業結構，淘汰落后產能，加快產業整體升級在必行。每次大危機都是一次重新“洗牌”的過程，未來在產業格局調整過程中，將按照分工價值鏈引起產業布局的重新分布優化。中國要實現在分工體系中“低位保持、中位擴張和高位滲透”的目標：

首先，對于紡織、鞋帽等傳統的產能過剩行業，可以通過“走出去”在其他國家生產、當地銷售或出口產品，可以繞過相關國家的貿易壁壘；

其次，加快汽車業等行業的過剩產能輸出，加快占領新興市場迫在眉睫。目前，中國汽車產能“結構性過剩”嚴重。自2011年以來，中國汽車業正在進入增速回落期，而汽車業產能卻進入爆發式增長時期，預計2015年中國汽車產能將達到3250萬輛，也就是三年后，汽車年銷量要增長一倍。因此，加快汽車業“走出去”，占領非洲、亞洲和拉美等迅速增長的新興市場意義重大；

zui后，在產能過剩的風電設備、多晶硅、光伏太陽能電池等新興行業，可以通過發展“技術追趕型”對外直接投資，充分利用發達國家先進技術集聚地的反向技術外溢，促進企業技術升級和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，從而有利于國內相關行業的結構升級。

中國的“產能過剩”問題很難在短期內有所緩解。因此，積極主動地創造外需，加快中國產業資本走出去，積極推進“產能輸出”戰略，不僅可以緩解內部供需矛盾，也必將為中國的化發展帶來更大的收益。